音乐，涤荡心灵的艺术。

　　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从事音乐艺术的人，大多文静而温雅。——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，的确如此。

　　然而，人性的转换有时候是那样的轻易而突兀，从温雅文静到野蛮残忍，甚至仅仅需要一个红箍。

　　1966年8月，革文化命的狂飙已经席卷全国。上海，作为中国文化艺术界精英聚集之地，成为这场浩劫的重灾区。

　　8月30日，上海音乐学院那些平日里温雅文静的学生们，一旦臂戴红箍，竟变得那样的狰狞可怖，他们冲进几天前还尊称师长的老师家里，肆无忌惮地打、砸、抄。他们不仅将从老师家中抄出的“封资修”的东西拿到学校展览，而且将老师们押到学校礼堂，批斗、殴打、凌辱。

　　在这些被批斗的老师中，有一位年过半百的女钢琴家，她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先驱和开拓者，是继俄籍教授查哈罗夫之后，第一批中国籍的钢琴教师。她以自己对钢琴艺术的独特理解，教育培养出了众多在国际上获奖的钢琴演奏家。

　　这样一位本应受到格外尊重的长者，却遭到了儿子辈的红卫兵的格外凌辱。他们将从她家里抄出的“资产阶级”的旗袍和高跟鞋挂在她的脖子上，用墨汁将她的脸画成鬼脸，逼迫她在地上爬行、钻桌子，用粉笔在地上写“我是老妖精”……

　　先生不堪凌辱。9月9日，她在一张纸上写满了愤怒的诘问：“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……”她不明白，那些她喜爱的、视若儿女的学生们，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狠毒？

　　对这个世界，她一下子困惑、失望到了极点！

　　她穿上最喜欢的一身衣服，在镜子前做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化妆，然后毅然决然打开煤气阀门，离开了这个突然使她冷彻骨髓的世界。

　　她，就是我国第一代钢琴大师，英国音乐协会会员，李翠贞。

　　李翠贞天资极高，但是在政治方面，她却是迟钝的。

　　她曾经有4次避开后来厄运的机会，但是都被她放弃了。

　　1943年，她奔赴重庆，为抗日将士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。抗战胜利后，她于1946年9月回到上海，担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（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）键盘系主任。两年后，风云突变，这时，她面临着两种选择：留在上海，或者出走香港、台湾、英国和美国。

　　她出身于上海名医家庭，父亲与孔祥熙、宋霭龄相识，丈夫曾在美国留学，她也曾留学英国并且是英国音乐协会会员，因此她如果想出走，港、台、英、美任她选择。但是，她选择了“生于斯，作于斯，死于斯”，留在了上海。

　　1951年，第二次机会摆在了李翠贞的面前。丈夫去香港定居，要她带上两个孩子一同走。然而，她放不下教鞭，放不下那些她喜爱的学生。她亲吻着丈夫，请求丈夫的理解，让丈夫独自一人前往香港，而她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上海，继续耕耘她梦想中的“新中国的音乐事业”。

　　1953年，机会再一次来临。李翠贞的丈夫通过对形势的判断，慎重考虑之后，从香港回到上海，极其坚决地要把两个孩子带到香港，并且劝李翠贞一同去香港定居。可是，依然是那个梦想中的“音乐事业”使她割舍不下，她流着泪，哽咽着与丈夫和孩子告别，一个人独守上海。

　　1956年，第四次、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向李翠贞敞开了大门。几年的骨肉分离，思亲之情日甚一日，使得李翠贞夜不能寐，于是她向院领导提出申请，要去香港探望日思夜想的孩子和丈夫。香港是“di方”，她原本以为自己的申请不过是奢望，没想到竟然获准了！

　　她激动万分地奔赴香港，和阔别了3年的家人团聚。家庭的温暖、久违的人伦之乐和优越的生活环境，使得独居多年的李翠贞身心欢愉、流连忘返，加之丈夫和孩子的劝说，她第一次做出了可以避免日后厄运的决定：留在香港，和家人在一起。

　　可是，她的善良，她性格上的弱点，最终使她亲手把机会的大门关闭。

　　得知李翠贞打算留在香港的决定后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、她的同事、甚至后来也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她的挚友傅雷先生，都纷纷给她写信，极力劝说她这个中国钢琴界的“领军人物”回到上海，继续为“新中国”培养音乐人才尽力。

　　家庭和亲情，梦想和事业；一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，一个是调门很高的“国之大事”。李翠贞斟酌再三，选择了后者。

　　关闭了四扇大门，以后机会就不再敲门了。于是，厄运终于降临。

　　当得知李翠贞自杀的消息后，那时已经被关进“牛棚”的贺绿汀嚎啕大哭，捶胸顿足地喊道：“是我害了她！是我害了她呀！”

　　是贺绿汀害了她吗？当然不是。贺绿汀也是受害者。那么，是谁害了她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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